四川稻城男子因高反逝世，责任归属成焦点

在一起悲剧中，最重要的并不是赔偿责任到底归谁，而是同行的那位10号旅伴下撤时，正是他应该离开。到了12号，确诊的医学窗口已经错过。四川甘孜地区的稻城亚丁大环线海拔约4600米的非法穿越区域，早已成为了事件的背景。死者是一名21岁的年轻人。事情源于10月10日，他原本与几位在旅游大巴上临时结识的同伴共同出发，然而当天突遇恶劣天气，同行者们选择了提前下撤。然而即使他已出现了高山反应，但他并未跟随他们一起离开，而是选择独自在帐篷里躺卧。

直到11号路过的其他驴友报警，发出求助信号。12日上午，田先生等新一队的驴友经过时发现他依然在帐篷中，虽然还活着，但情况严重。他已出现失温，无法进食，连基本的沟通也不可行。在众人的帮助下，他们给他喝水和葡萄糖，并通过卫星电话联系了他的父亲，确认了救援队将于下午到达，因此他们留下一人守候后便继续前行。然而，救援团队到达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左右，令人遗憾的是，这名年轻人在13日下午下山时不幸遇难。

那么，高反能硬撑吗？答案是不能。轻度的高原反应，比如头痛和轻微的胸闷，可以通过暂停爬行、休息或吸氧来缓解，通常在24至48小时内就能好转。但一旦症状加重或未能改善，正确的做法是停止继续攀登并尽快下撤至较低的海拔，而不是选择继续在帐篷中滞留。若出现失温、无法进食、意识模糊等情况，很可能是高原脑水肿或肺水肿的前兆，此时必须立即下撤并送医，吸氧只是争取宝贵的时间。该男子在帐篷中待了三天，失温且意识模糊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，再继续停留几乎等同于自取灭亡。观察轻微的高反没问题，但硬撑往往是错误的决定，发展到失温和意识障碍后，死亡的几率显著上升。

对于同行者没有带他下撤，是否需要负担责任，则要看这些同行者的身份。10号时提前下撤的几位同伴，作为在景区大巴上临时相识的旅伴，并不是固定的领队或收费组织。在成年自驾或徒步组队的情况下，通常不涉及法定的救助义务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5条，具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个人或组织通常是指组织者、监护人、雇主或旅行社等特定身份。按照自甘风险的规则，普通参与者在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，原则上不需承担责任。

但如果有任何先期行为导致他人置于危险之中，例如劝说他继续前行、改变行程或承诺互相照顾却最终放弃责任，则可能产生合理的救助义务。就算在他10号留下时已出现高反，事发时亦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也没有故意抛弃的意思。如果同行者在下撤时及时报警或通知了家属，通常可以算作他们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。而如果他们明知他已昏迷却装作没看到，不报警也不通知他人，这样才能产生一定的讨论空间。因此，这几位临时同行者的民事责任并不大。

至于路过的驴友（如田先生等），他们并不是来自同一队伍，仅属偶然相遇。发现此人后便给予水和照顾，并通过卫星电话与家属取得联系确认救援正赶来，这种行为属于善意救助，不存在赔偿义务，反而应该被认可和支持。如果此次非法穿越的行程中，有人负责组织、定路线，并保证彼此相互照护，那么就会产生安全保障义务，包括行前风险提示、对路线合法性的判断，及在遇险后报警、陪护和协助下撤的法律责任。根据之前的判例，组织者通常需要承担部分责任。

此外，参与非法穿越本身就属于违规，自然也增加了自身风险。作为成年人，死者在已知自己有高反且不与同伴下撤的情况下滞留高原帐篷三日，显然是对自己的状况判断出现了失误，因此他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相对有限。同伴未带他下山并不构成遗弃或过失致死，除非出现积极伤害行为，如锁住帐篷、谎称他没有问题等极端情况，否则法律通常会避开责任。而且，如果这次非法穿越需要动用公共救援，相关费用同样需由死者自行承担。